西南战区司令于岑中将从昆明出发直飞京城。在中英战争期间，于岑乘坐飞机从京城前往西南，飞机航程500多公里，一路上起起降降。花了一天时间抵达目的地，现在不过是3个小时就抵达目的地。一路上听着音乐，还没觉得烦躁就降落了，这让于岑非常喜欢。
在接待处办理了入住，刚进了房间，还没关门，就听到门口有人喜道：“这不是于兄弟么？”
转头看去，于岑见到了一个算是熟人的家伙，此人一身军服，佩戴着中将阶级章，因为没带军帽，光头在灯光下反射着一团锃亮。竟然是吴佩孚。
于岑最初负责管理中英战争时期的战俘营，之后回到司令部。接替于岑的正是被称为北洋悍将的吴佩孚，之后偶尔听到说吴佩孚好像去了总后勤部，没想到此时竟然又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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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吴佩孚很想聊聊，于岑便请吴佩孚进来。两人聊起了现在的职务，吴佩孚正出任总后勤部的统计处处长。听于岑说自己出任西南战区司令，吴佩孚很是感慨，“兄弟，和日本人打，和八国联军那些驻军打，和英国人打。每次都打赢了！你这辈子过的真值了。”
说完，吴佩孚叹口气，“我这辈子就没和外国人打过一仗，就是干些蝇营狗苟的破事。现在虽然投了明主，却眼看就要转入预备役。唉……这辈子真的不值！”
于岑劝道：“子玉兄何正值壮年，何必如此气馁。”
吴佩孚苦笑道：“按照最新的《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我这个级别的，63岁退役。我今年已经59岁了，虽然当着处长，其实也没几年好干。”
于岑嘴上安慰吴佩孚，心里面对吴佩孚这种老式思维并不看得上。在老派思维中，当官的最好能死在任上。虽然文人们总是说告老还乡是如何的舒服，其实都是嘴上说说而已。
何锐政府可不是旧文人政府，而是一个理工男的工业化政府。在退休制度上对于年龄卡的很紧。就如吴佩孚方才所说的《军官服役条例》，里面就规定了军官的任职年龄。
作战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军官平时任职的最高年龄：
担任排级职务的，三十岁；
担任连级职务的，三十五岁；
担任营级职务的，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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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团级职务的，四十五岁；
担任师级职务的，五十岁；
担任军级职务的，五十五岁；
担任大军区级职务的，副职六十三岁，正职六十五岁。
于岑作为西南战区司令，65岁退役。吴佩孚是中将，实际职务只是总后勤部的统计处处长，也就是等同军级职务。现在他按照63岁的退役标准，明显是得到了格外的照顾。如果不是要让老北洋感觉自己没有被歧视，总得给留几个人在军中，吴佩孚现在就退役了。
出乎于岑意料之外，吴佩孚虽然一副遗憾的模样，却没有丝毫想找门路多留几年的意思。北洋的风评中，吴佩孚也算是个人物。现在看，吴佩孚倒是有些类似北洋所说。
聊了一阵，吴佩孚说起了中英战争的事情，“之前我以为何主席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北洋兄弟们的心情，好歹要给我一个职务。但我这点能耐，定然入不了何主席的法眼，就给我安排一个管战俘营的差事。可干了那么一年多，我才知道，老北洋是真不该入了何主席法眼。说老北洋没文化，真的不冤枉了我们。在战俘营那边，不少老北洋的兄弟们想起以前受过的气，就想对着一群战俘泄愤。呵呵，”
听到这话，于岑觉得吴佩孚或许比自己想的要更有“德行”。东北政府出身的军官，毕竟受过十几年的教育，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不是什么好词。即便如此，不少人军官也颇有帝国主义范儿，只是大家并不愿意承认而已。
于岑想问问战俘营里面发生了什么，又觉得自己问并不合适。正迟疑间，吴佩孚倒是说起来这些事情，“没等出大事，上头就派了新的政委。政委每天开会，可是辛苦的很。不过有政委在，好歹没出事。不然的话，按照老北洋兄弟们的尿性，要么就和英国战俘喝酒拜把子，要么就得让战俘们脱层皮……”
原来在于岑离开后，战俘营里面的管理短时间内陷入了思想上的混乱。老北洋们对帝国主义是又爱又恨。恨的是自己被帝国主义欺压，爱的是帝国主义能够欺压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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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是一个名词，人类本能的就会欺软怕硬，很自然会基于容貌的不同而歧视其他种族。在战俘营这种环境中更容易滋生这样的情绪。更不用说，中国受到了外国近百年的欺压，民众普遍有很强烈的报复情绪。
直到军委派了一批人过来相助，政工干部们分两部分，一部分给老北洋的家伙们做思想工作，一部分则是管理战俘营，给战俘们做思想工作。非政工干部，则是派了胡适为首的一群文化人，给战俘们讲述中国文化。
当时亚洲国际法庭在上海建立，使得英国战俘们十分畏惧。虽然被俘的英国战俘并没有参与到澳新军团对缅甸人民的屠杀中去，但是这些英国战俘在其他殖民地也犯下了很多同类罪行。听了澳新军团被审判的消息，这些英国战俘都非常害怕。
英属印度战俘们感受到的压力一点都不比英国战俘差。这些英属印度军队虽然遭受到了英国的压迫，但是在镇压印度本地人民的反抗时候，为了获得英国主子的欣赏，手段也颇为狠辣。
而且这些因数印度军队不仅服从英国的命令，他们也大多出身于印度本地的上层以及中层。这种出身，在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教育之前，自然会坚定的站在印度本地权贵的立场上。而任何地方的权贵从来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出于这种立场，在镇压印度人民反抗的时候，他们内心中充满了对印度普通劳动者的敌意。
中英战争结束得很快，导致了这些思想上的问题被揭开了，却还没等真正的解决，英国战俘与英属印度战俘们就被释放。吴佩孚只是看到了问题，也没能看到问题如何解决。
聊到这里，于岑中将有些明白过来，为何军委会真正的任用吴佩孚这样的老北洋军阀。这家伙虽然也曾经与英国勾结，但是吴佩孚好歹是个秀才出身的文化人，有些理想主义，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水平远高于普通北洋军人。
于岑见过的老北洋不多，给他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飞机设计局工程师王启年的家人。这家人是进士出身，虽然有很多地方还是旧文人那套思维，对于人的等级很看重。但是在新时代，他们家很快就改了。至少说起来这类话题的时候，按照文明党的理念去说。
吴佩孚又是另外一种人，他本就追求忠义，对国家有情怀。所以面对问题的时候，也会去研究，去理解。
除了这两位之外，于岑见过的老北洋都是群追求名利的俗人。何锐政府的建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天下换了个主人。这群人在满清时代，在北洋时代，在新中国的追求始终没变，都只是名利。对于这票人，于岑选择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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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了一阵，正好到了晚饭的点。吴佩孚想请于岑喝两杯，于岑礼貌的婉拒了。吴佩孚也没有在意，很洒脱的起身告辞。
第二天一大早，一众人居住的军区招待所就热闹起来。大家都是军人，作息相当规律。起床号一响，哪怕是现在没有操可跑的军人们也都起来了。于岑换好了鞋，到招待所的空场地上走走。在走廊里碰上了好几位有同样打算的中将们。
大家即便不熟悉，也至少都一起参加过会议。互相打了招呼，到了空地上就开始慢跑。而不远处的操场上，军人们晨操的喊声传来，让于岑感觉非常舒服。于岑最初当兵，是出于激情。现在于岑把军人当作自己的职业，只要身处军队的环境里，就让于岑感觉很舒服。
来开会，自然不用有人值夜班。7点半前，大家都吃完了饭。好些房间都开着门，里面的人快速整理。7点45分，等车的地方已经有人到了。7点55分，大客车前来接人的时候，全体与会者都到了。
8点25分，会议室内已经座无虚席，只有中间的三个位置空着。于岑很是激动，此次前来的都是中将，不少都是大军区的司令，政委。想来很多人都是突然接到开会命令，立刻赶来。那么三个空位，其中至少有一个应该是何锐。想到要参加何锐主持的会议，于岑就非常期待。
8点28分，门一开，何锐与郑四郎走了进来。本来还有人在低声交谈，此时交谈声戛然而止，中将们全体起立。
何锐看到一群熟悉的家伙们都到了，心中也很是欢喜。现在想让这些人凑到一起，也就是每年的两次例会，其他时间大家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碌。这次临时发起的会议，希望这帮家伙们能够人人过关吧。
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站定，何锐命道：“全体都有，坐下。”
中将们刷的坐好，何锐立刻说道：“最近在思想领域方面，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激烈。不久前的反对仇恨的教育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这次会议就是想就此事进行讨论……”
于岑静静地听着，他对于居然会因此此事开会感到讶异。何锐讲述完了主题，就轮到郑四郎介绍情况。于岑看着郑四郎完全按照稿子来念，就对老上级有点同情。军中上层都知道军中五虎上将里面，郑四郎是个很激烈的民族主义者。所以郑四郎来念反对仇恨教育的报告，怎么都觉得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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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于岑不觉得郑四郎被刁难了，因为郑四郎是个民族主义者，由他来念报告，等于是何锐担保了郑四郎，这对于郑四郎是很好的保护。
念完之后，何锐问道：“同志们，大家可以先说说自己的看法。我知道大家有自己的看法，直接说。我来解答。”
话音方落，已经有人举手。于岑看去，竟然是吴佩孚。既然只有吴佩孚举手，他自然得到了发言机会。吴佩孚站起身问道：“主席，中国不搞种族主义，我一万个支持。我也知道，我们的对手都是种族主义者，我不在意这些。我只有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兼并了上缅甸与阿萨姆地区。我说完了。”
听到这话，不少同志觉得吴佩孚竟然说出了自己的疑问，都看向了何锐。缅甸与阿萨姆地区加起来不过几百万人口，中国可以很轻松的兼并当地。偏偏何锐就是要让两个地区独立建国，虽然大家也都听过一些解释，可几年过去后，大家很想听听何锐就此事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
何锐当即答道：“同志们，我问个问题，袁世凯是哪里人？”
不少人听到这话，都愕然了，因为大家并不知道。吴佩孚是老北洋出身，便答道：“袁世凯是河南人。”
何锐又问道：“我是哪里人？”
与会同志都知道何锐是山东人，却不知道何锐为什么这么问，所以没人敢回答。
何锐继续说道：“我其实想问的是，大家能想象，未来的中国领导人是个缅甸地区的人，或者是阿萨姆地区的人么？”
一时间，大家都愣住了，搞不懂何锐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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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锐等了片刻，见没人回答，才解释道：“中国的土地上，任何人成为领导，大家首先在意的并非此人在哪里出生。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的确存在一个中华民族的血脉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血脉关系，才有英雄不问出处的文化共识。
我可以确定，如果是某几个出身缅甸或者阿萨姆地区的人，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以中国利益为最高的追求，他本人成为领导者，并不会引发什么偏见。但是，同志们，一个地区却不是如此。缅甸与阿萨姆地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即便兼并了他们，首先经历的是一个数十年上百年的文化改造。在几十上百年中，上缅甸与阿萨姆，怎么看待他们中不会出现中国领导者的事实。
我再强调一次，方才很多同志并不知道袁世凯是哪里人，因为此事并不重要。不管是袁世凯或者是大家，都不认为河南除了领导人有什么好讨论的，也不会认为山东、广东、湖南出现了中国的领导人有什么好讶异的。可缅甸与阿萨姆不一样，兼并两地，就意味着要给与那些地区的人民以中国的待遇。现阶段，此事实现不了。既然实现不了，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去做。”
吴佩孚愣愣的听着，他完全没想到何锐竟然是以如此现实主义的视角看问题，而且是以如此冷酷的方式进行着判断。对这样的判断方式，吴佩孚觉得自己完全能够接受。
等何锐说完，当即有人问道：“主席，缅甸与阿萨姆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
何锐当即答道：“这两个地区的产出和地理位置对我们很有价值。而地理位置的价值，更多是一种作战出发地的价值。也就是说，大家认为我们的敌人是谁？为什么一定要对敌人发动军事打击？如果不存在战争目的，这两地的地理位置的价值就不存在。”
这次暂时没人提问了，因为何锐的反问戳到了大家最在意的点上。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英国是中国的敌人，但是为什么英国是中国的敌人，大家一时也没办法拿出一个非常系统的解释。当然，没有系统性的解释，并不影响大家对英国的看法。只是想再提问，就得先给何锐提出的问题做出解答。
于岑作为西南战区司令，所设定的作战目标主要就是英国。对于何锐的问题，于岑考虑过很多次，见没人开口，于岑问道：“主席，这两个地区的产出对我们的价值也很大。”
“如果是经济问题，自然有经济的解决方法。到现在为止，我们建立的经济贸易体系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很顺利。不管是上缅甸的热带作物，还是阿萨姆地区特产的红茶，都是以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为主要贸易对象。我们很顺畅的获得了我们希望获得的作物，而且这两地的人民也通过经贸合作，收入大大提升，社会快速发展。这可比殖民体系要先进与文明的多。”
于岑没有反驳，因为何锐说的没错，西南地区与上缅甸与阿萨姆地区的经贸合作十分红火。由于在当地执行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以及最高工作时间的政策，以及农产品收购的保底价格，不少搞的非常好的农场收入甚至比西南地区的普通中国人都要高不少。这也导致了许多中国人到上缅甸与萨姆地区开办农场，或者到农场去工作。这也使得西南战区不得不抽调一些人力去做防偷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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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反驳并不等于完全认同。因为于岑觉得中国对这两个地区未免太好了。
此时何锐又讲述起来，“同志们，欧美在殖民地上横征暴敛，完全不顾殖民地人民的死活。更不用说顾及殖民地人民的发展。看着很威风，看着很爽快，实际上这是很没效率的方式。剥削掠夺到如此地步，殖民地上存在的经济运营方式必然是非常低端的。低端的运营方式注定不可能有什么高收益。也就是说，越掠夺，殖民地越穷。殖民地越穷，就越没有收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经济问题，也是殖民主义必然崩塌的根本原因。”
吴佩孚听何锐这么说，当即问道：“主席，殖民主义者们抢了这么多东西，他们怎么可能崩溃呢？他们只会越来越富有。”
何锐神色平淡，“富有么？欧洲即便加上苏联，现在的人口也不到5亿。那么大一片土地，还搞了殖民主义。为什么人口这么少？我讲一个数字，我们中国从1925年到现在，8年，人口已经增加了近两亿。如果欧洲真的很富有，人口怎么都要比现在多一倍吧。大家准备怎么解释这个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