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锐关于莫斯科战役的后勤问题在中央讨论后的第3天，李润石召开了军委会议。
军委成员们已经习惯了何锐的风格，那就是几天不见人，然后召开会议的时候拿出1份纲领性文件。现在何锐正在外地视察，而且短期内也没有回中央主持工作的打算。再鲁钝的中央成员都知道这么做的目的，所以大家都不吭声，只是看着李润石走到主席的位置上坐下。在过去近30年中，那个位置1直属于何锐。突然有1个新人坐在那里，很多人都觉得非常不习惯，甚至很不舒服。
李润石没有说话。在这3天内，他完成了1份报告。文件分发给同志们后，李润石观察了1下同志们阅读时候的反应。李润石对于何锐拥有的地位毫无兴趣，现在之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因为李润石想为国家奉献自己的1切。所以，李润石需要确定1下同志们的实力。
在李润石看来，何锐并不完美。李润石认为何锐最大的问题在于，何锐本人无法打造出1套能够持续下去的领导层制度。这不是因为何锐喜欢专权，而是从1915年前的中国情况不允许威权之外的任何政治模式。
何锐也不是神，他没办法靠唯心主义解决问题。如果坚持建设独立自主大国的战略，留给何锐的政治模式极少，只有最高效的运用所有资源，才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将中国从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
到现在为止，何锐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李润石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将中国从威权制度转变成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虽然李润石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明确的询问过何锐的看法，但是李润石相信何锐的确是这么考虑的。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道：无论哪1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李润石认为，何锐所完成的天才般的成就在于，何锐能够不断制定政策，并且在各个政策执行过程中，为下下1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打下基础。
如果非得描述的话，何锐每1步棋已经不再是为下1步或者下十步的棋做准备。何锐的每1步棋都是在为下1盘棋，甚至是下3盘棋做准备。
即便李润石有着能看懂何锐的能力，但是李润石依旧会感叹于何锐那种超越了当下时代的眼光，以及对当下时代发展的精准认知与把控。所以李润石才会心甘情愿的接受何锐的期待，决定承担起何锐交给他的重任。
想做到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不仅需要极大的自信，更需要1往无前的决心。李润石已经决定为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的1切。
军委的同志们并不知道李润石的想法，即便知道了也很可能理解不了。不过军委同志们此时的注意力都被李润石这篇名为《论持久战》的文件所吸引，根本没有去考虑世代交接的问题。
在何锐政府内，凡是能够成为高层，无1不是上上之选。军委的同志们很快被李润石的《论持久战》的报告吸引住了，根本没有精力或者心思去考虑其他事情。
李润石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1系列问题，以及相关的观点。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3个阶段；犬牙交错的战争，为永久和平而战，能动性在战争中。
战争和政治，政治动员。
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苏德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
这篇《论持久战》的风格与何锐的文件风格有很大不同。何锐的风格更像是理工男写出的说明文，既然是说明文，自然更像是使用说明书，严重缺乏温度。而且何锐本人虽然有着各种优点，但是这么多年来，同志们逐渐形成了1个共识，那就是何锐的个性其实缺乏温度。
同志们感觉没办法触及何锐的层面，哪怕是何锐所做的1切都是在推进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何锐的政治理念是追求人类整体的解放，但是何锐本人却并没有凸显出格外热烈的情绪。仿佛他所做的1切都只是在追求1个过程，而不是结果。
何锐偶尔会谈及他对未来的期待，而那些期待太过于接近本源，与现实之间总有种莫名的距离。越是追求本源，就距离现实生活越远。
与相比，李润石可就有温度的多。在《论持久战》中，李润石也是以高度的理论化的思辨对苏德战争进行判断。可这种理论化是建立在热烈的情绪之上，是鲜活的，充满了人类可以理解的情绪。
同志们浏览完《论持久战》后，李润石开始向同志们进行解释。苏德战争中，苏联不可能速胜的原因在于苏德两国的工业与军事的专业水平差距很大，这种差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敉平。苏联只有靠严肃细致的工作才能逐渐解决问题。
这种讲述也是何锐的风格。不过军委同志们明显感觉到，何锐的讲述相较于李润石的讲述，在逻辑与方法论上差不多，但是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何锐的政策更细节，在可操作性方面更容易上手。
李润石的《论持久战》则在方法论层面上给了大家更多指导以及操作空间。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军委委员们的水平相当高。所以大家其实更喜欢李润石的风格。
等李润石讲完了《论持久战》的要点，平日里并不喜欢表态的胡秀山第1个表达了支持，“李主席的《论持久战》有着极高的可操作性。”
不过胡秀山说完这话，又说道：“但是，苏联方面有没有能力理解到这个程度呢？”
李润石当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苏联的政治模式决定，苏共中央1定可以理解到这个程度。但是苏共会不会选择这样的方法论，是由苏共的管理模式决定。如果苏共认为《论持久战》中的1些观点会削弱苏共的领导，苏共就不会选择！”
“有更好的方式，为什么苏共会拒绝？”胡秀山问。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军委成员们的不解。
李润石解释道：“在苏联建立的20年中。苏共最大的政府建设成就之1，就是建成了中国传统认为的真正的官僚制度。对中国来说，历史悠久的官僚制度有非常多的问题。相较欧洲文明来说，官僚制度是非常先进的。
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是1个实施组织管理的严密的职能系统，它把整个社会变成1架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使1切社会行动都建立在功能效率关系上，以保障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官僚制度下，人民会认为公益精神的维护得益于官僚和官员。”
“呵呵。”有军委成员忍不住笑出声。何锐政府内部领导层们虽然也是官僚，但是中国的官僚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中国人很能理解官僚制度的种种问题。
李润石当然知道大家的感受，他解释道：“对中华文明来说，官僚制度是1个很古老的制度，所以我们充分了解官僚制度的问题。但是对欧美来说，官僚制度是1个非常新的概念。苏联更是1个非常新的国家，相较贵族制度，官僚制度至少将公众利益的承担者变成了普通人通过共和制度考试体系成获得官僚，而不再是贵族。可以说，这是1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
谈到这个层次，军委的同志们就不再吭声。想解答这种理论性的问题，非得有深厚的历史知识与哲学功底。到现在为止，哪怕是何锐政府的高层，也不是人人都有去搞清楚这些的空闲。
其他人不吭声，胡秀山就有了发言的空间，他问道：“苏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么？”
“意识到了。”李润石继续肯定了苏共中央的水平，“但是苏共的经济发展并不支持他们进行改革。因为苏共有工业，却没有产业。所以苏共没办法通过产业政策去调节国家经济。”
提到这个层面的问题，军委的同志们更不愿意发言了。何锐政府在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方面获得的重大突破之1，就是建立了管理产业政策的职能。
当中国拥有了产业政策的管理能力后，党内的就出现了相当分裂的态度。对待产业的态度，使得很多同志之间造成了近乎敌对的看法。
支持全力推动产业政策的同志认为，政府要搭好台，让搞产业的那些人登场唱戏。
不支持产业政策的同志认为，上台唱戏的那帮人净特么瞎唱！
胡秀山属于中间派。他既认为台上的大多数搞产业的都是瞎唱，又认为还是得让人上台唱。所以胡秀山继续问道：“既然苏联已经转入了战争模式，他们难道没办法执行《论持久战》中的观点么？”
“我在腐败还是进步的部分讲述了我的看法，苏共的首要目标是苏共的胜利。在抗击纳粹德国入侵的过程中，苏共的胜利就是苏联的胜利。苏共的失败就是苏联的失败。但是，苏共能否把握好这个度，决定了苏共胜利的速度。”
说了自己的看法，李润石有些失望。他抽出烟点上，缓解了情绪的激动，这才继续说道：“何主席关注苏联红军反攻的后勤，是1种见微知著的视角。斯大林对于苏德战争初期的战败有巨大的责任，所以斯大林非常期待能够尽快挽回败局。而苏德战争的胜利与斯大林个人期待的胜利之间并不完全重合。”
这话其实很重，不过这是中华文明党军委的讨论，李润石也不会惯着斯大林，他继续解释道：“我国几次战争中，我们的确考虑政治问题，但是绝不会因为政治的需求而扭曲军事指挥。在战争爆发前，军事计划已经完全服从于政治需求与经济需求，所以我们的军事胜利才能成为政治上的伟大胜利。而斯大林则希望通过军事胜利去弥补政治上的挫败，如果上纲上线，这就是政治上的腐败。”
何锐政府发起的每1次战争，军委的同志们都是执行者，加上李润石的描述非常精准，何锐政府是先经济，再军事，大家看到的是军事胜利带来的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全面收益，所以没去细想。现在听到新的领导者军委副主席李润石的讲述，就觉得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李润石早就将这些问题考虑的清楚透彻，完全没有丝毫如梦方醒般的感动，他继续说道：“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希特勒已经决定要与苏联进行持久战，但是斯大林因为想挽回政治上的挫败。只要苏共中央没有意识到战略方面的错误想法，依旧期待速胜，苏联红军只会遭遇到更多的失败。”
胡秀山对于未来中华文明党的领导者没什么特别的人选期待。追随何锐近30年，胡秀山只是希望未来的中华文明党的领导者具备战争方面战略判断能力。李润石到现在为止的看法已经满足了胡秀山所有期待，所以胡秀山只是点点头，就没有再提出什么问题。
不过李润石讲述道这个程度，不少军委同志们终于有了与李润石讨论的期待。有人问道：“斯大林有没有意识到，他在战争方面很不严肃？”
李润石还没回答，就有其他委员冷笑道：“呵呵，主席说过了。只要遇到大规模的战争，斯大林总是1副萌萌哒的样子。我觉得所谓的萌萌哒，就是遇到问题，就会觉得委屈。”
“哈哈。”
噗嗤。
军委委员们觉得这描述着实形象，不同的委员出现了不同的笑声。
包括胡秀山以及李润石在内的少数人就没笑。因为这些军委委员们在斯大林并没有认同何锐提出的苏德战争建议后，就已经感觉到斯大林在现代军事方面是真的不行。
当然，大家也没有过分苛责斯大林。因为中华文明党军委成员们是真的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何锐才是首屈1指的战略家与军事家。斯大林无法理解何锐的建议，不仅不奇怪，反倒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胡秀山突然想起件事，他又问道：“李主席，你的这篇《论持久战》发在哪些报纸上？”
李润石自信的答道：“国防军报，国民日报等报纸，都刊登。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的看法，尤其是苏联。”
12月16日，《论持久战》就刊登出来。12月18日，布哈林作为主编的苏联《真理报》上就发表了1篇名为《苏联红军必然干净利落的彻底击败纳粹德国》的文章。
由于中苏贸易给了苏联国内建设巨大帮助，使得苏联国内矛盾并没有激化。所以布哈里也躲过了“告诉列宁同志，布哈林是叛徒”的命运。布哈林作为主编的《真理报》上的文章就是要与中国打擂台。
李润石署名文章真的刺激到了苏共中央委员们，这种打擂台的心情并非布哈林个人的所有，苏共中央大多数委员都有着与布哈里相同的情绪。
还有苏共中央委员甚至在会议上提出了看法，俄语的语法和中国有很大区别，若是连带情绪1起翻译成中国话，就应该是1句“你这是看谁不起呢！”
苏共总书记斯大林虽然很不高兴，却再次想起了何锐政府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向苏共提出的建议。
虽然时间过去了大半年，斯大林想起这件事依旧会非常难受。从这大半年的战争结果来看，由于苏德两军的实力差距，苏联红军依旧会遭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损失绝不会如现在这么大！
斯大林虽然在会议上并没有做出损害中苏关系的决定，但是在会议结束后，斯大林叫来了贝利亚，要求贝利亚找出苏共内部的“亲华派”。
贝利亚很快就明白了斯大林的意思，也没有把话挑明，就受命而去。贝利亚很清楚，原本就认为中国是威胁的斯大林决定消除苏联内部亲华派的威胁。